教育慈善公益典范——邵逸夫的中国商人梦

邵逸夫(1907年11月19日)，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镇，祖籍浙江宁波。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香港上海商会成员，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关于邵逸夫，我们能想到的形容大多是“传奇”两个字。他打造了邵氏、无线两个电影、电视王国，他是电影企业家，也是香港富豪。但在内地，人们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慈善家。

“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我国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国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也给内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以巨大启迪，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

　　——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从1985年开始，邵逸夫每年都要拿出1亿元以上的巨额资金捐赠内地，捐赠项目众多，其中最为内地人熟知的就是遍布全国校园的“逸夫楼”。如今打开网络地图搜索逸夫楼，可见到逸夫楼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全国各地。

1985年，邵逸夫开始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元，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者科技馆。这10所大学是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北师大、浙江师大和西南师大。

邵逸夫起先的捐赠项目重点是在内地的师范学校，他说：“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教500个，这样的作用就大了。”

截至2012年，邵逸夫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超6000个。邵逸夫基金共捐建了中国内地大、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特殊教育学校6013个项目，包括图书馆、教学楼、科技楼、体育馆、艺术楼、学术交流中心等，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2012年10月19日，在邵逸夫基金第26批赠款仪式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表示，邵逸夫基金教育赠款项目是当前海内外爱国人士通过中国教育部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教育赠款项目。项目实施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小学生从中受益。近年来，邵逸夫基金重点支持了中国中西部教育设施建设，有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果说矗立于各个校园的逸夫楼，让邵逸夫的慈善形象深入普通民众心里，那“邵逸夫奖”的设立，则将这种理念由教育领域延伸至至高的科学界。

2002年邵逸夫创立“邵逸夫奖”，奖项模仿诺贝尔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三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

“邵逸夫奖”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该奖项的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据统计，“邵逸夫奖”的基金高达50亿港元。

邵逸夫奖自设立，仅有10余年历史。但杨纲凯强调，短短十年间，该奖项已打响名声，全世界学术界几乎都知道这个奖，知道中国香港有一位推动科学发展的邵先生，影响力之大超出筹备者当初的预期。“因为做得非常认真、评审水准高，不少人拿了邵逸夫奖之后就拿了诺贝尔奖。”

邵逸夫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并未止于教育、医疗领域。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三天之后，邵逸夫夫妇在得知四川地震灾区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学生受到严重伤亡后，即向教育部表示捐款1亿港元。2013年4月22日，邵逸夫夫妇再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款1亿港元。

1985年，邵逸夫还曾捐赠1000万港元给中国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为当时的壁画安上了玻璃屏风，保护珍贵的历史文物。

真正的行善者，估计也不注重树碑立传的形式，但邵逸夫的善举，确实得到国内外的认可。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64年10月8日发现、国际永久编号第2899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

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为邵逸夫颁发大紫荆勋衔。

1985年，邵逸夫三哥邵山客去世。三哥在去世前因中风昏迷，变成了“植物人”。这一失去至亲的打击，被外界公认为推进了邵逸夫对慈善事业的认知，从此，他更加热心公益。

1986年，邵逸夫捐出了1.2亿港元，其中1亿港元给香港中文大学，1000万港元给香港浸会大学，1000万港元给仁济医院。捐助给香港中文大学的1亿港元，用来兴建第四书院，后命名为“逸夫书院”。

公开资料显示，1957年，邵逸夫来香港创业前，就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会”。那时，这个基金会每年都要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医疗机构捐赠款项，支持当地的教育和慈善福利事业。邵逸夫又于1973年在香港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

1977年，是邵逸夫人生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他再度被英国女皇册封为皇家爵士勋衔，从而成为香港娱乐圈内，获得爵士殊荣的第一人。

《邵逸夫全传》记载，当年邵逸夫从英国受勋归来，走下机舱时，对欢迎的人群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这是我的人生信条！”

邵逸夫传记中，香港记者何江西多年以后回忆当年在香港启德机场采访回港的邵逸夫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他问邵逸夫，邵氏公司当时制作的影片《表错七日情》票房突破千万，赚了多少利润？邵逸夫先生只是笑着说：“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重要的事情！”

邵逸夫的回答让何江西有点摸不着头脑。邵逸夫接着说：“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理患病的人。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他用此后的人生，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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